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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量刑程序證明模式的選擇

時間:2011-03-12 23:12來源:[標簽:出處] 作者:[標簽:作者] 點擊:
摘要: 量刑事實作為案件事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能否得到全面、準確的調查,取決于量刑證據的適用。要確定量刑程序適用的證據規則,首先要確定量刑事實應該采用的證明模式,證明模式的選擇事關量刑裁判的公正性、科學性,是量刑程序進一步改革所面臨的實踐難

摘要:量刑事實作為案件事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能否得到全面、準確的調查,取決于量刑證據的適用。要確定量刑程序適用的證據規則,首先要確定量刑事實應該采用的證明模式,證明模式的選擇事關量刑裁判的公正性、科學性,是量刑程序進一步改革所面臨的實踐難題,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論課題。對法定量刑事實采用嚴格證明模式,對酌定量刑事實采用自由證明模式,符合法律的現行規定,有利于刑罰目的的實現,有利于維護法律的權威。 


關鍵詞:量刑程序 量刑事實 證明模式 


  量刑,作為刑事審判活動作用于犯罪人的直接著力點,在一定程度上,量刑的適當與否,較之定罪更能形象地體現刑罰的報應與特殊預防目的。⑴“量刑適當與否,是衡量刑事審判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它直接影響刑罰積極功能的發揮與刑罰目的的有效實現,關系到國民對刑事審判的尊重、信賴或貶抑輕蔑。”⑵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在“二五改革綱要”和“三五改革綱要”中相繼提出,“健全和完善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把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導意見》”。自此,包括量刑程序在內的量刑規范化改革成為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國部分法院開展試點活動。⑶至今,量刑程序改革試點已經開展一年有余,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改革模式⑷,即:相對獨立模式、集中模式和隔離模式。⑸ 
  量刑程序應當采用哪一種模式,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不論在法學界,還是實務界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論。關于這三種模式優劣的比較,法學界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討論,目前,法學界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在量刑規范化改革背景下,應當在刑事審判中凸顯量刑程序;在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中,在查清犯罪事實后,應該把主要審判精力放在量刑方面;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中,應當在審判中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有效隔離,解決被告人的定罪問題之后,再解決其量刑問題。⑹ 
  因而,在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分而治之的前提下,未來量刑程序能否運轉良好,取決于量刑事實在量刑程序中如何適用,這關系到量刑程序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在量刑程序中如何確立一種有別于定罪程序的證明模式,以避免量刑事實認定方面的錯誤,其事關量刑的公正性、科學性,也是量刑程序改革中的一個關鍵環節。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法治的理想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制度和技術層面。沒有具體的制度和技術保障,任何偉大的理想都不僅不可能實現,而且可能出現重大的失誤。”⑺本文擬從對量刑程序證明模式現有觀點的梳理切入,分析影響量刑程序證明模式的可能因素,在此基礎上論證我國量刑程序證明模式的選擇,并對可能的兩種質疑予以簡短的回應。 
  一、量刑證明模式概述 
  關于刑事訴訟的證明模式,根據大陸法系的區分,有“嚴格證明”和“自由證明”兩種模式。⑻一般認為,對于實體法事實,應該采用嚴格證明模式;對于程序法事實,應該采用自由證明模式。基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學領域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對于嚴格證明法則的內涵及其適用方面的探討已較為深入。⑼隨著對“重實體輕程序”這一觀念的反思,有研究者從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相結合的角度來審視刑事證明問題。⑽伴隨著量刑程序改革的開展,“重定罪輕量刑”的傳統做法開始受到研究者的質疑,有研究者則從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相結合的角度來探討定罪事實與量刑事實的證明模式。⑾量刑證明模式的選擇,關系到量刑證據規則的確定,最終影響量刑程序的目標追求能否達到以及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能否實現。 
  (一)關于證明模式的觀點 
  有研究者主張,在量刑程序中,除死刑案件外,對量刑事實可采用“自由證明模式”,不需要限定證據的形式,在證明標準方面達到高度蓋然性或者優勢證據要求即可。⑿也有研究者主張對量刑事實可采用“自由證明模式”,但是對于罪重事實的證明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罪輕事實的證明達到優勢證據標準。⒀還有研究者認為,量刑程序中具體采用何種證明模式應該根據具體的量刑事實而定,其主張:第一,對于在證明過程中無法與定罪事實相分離的量刑事實以及法定減免或加重的量刑事實必須進行嚴格證明;第二,狹義量刑事實、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實,允許進行自由證明。第三,屬于定罪事實本身的量刑事實,對于某些犯罪情節應采取謹慎的自由證明。⒁日本法學界的通說認為,⒂“量刑情節只通過自由證明即可。但是,傾向于加重被告人刑罰的情節需要嚴格證明。”⒃我國臺灣法學界在量刑情節是適用嚴格證明還是自由證明的問題上存在爭議,“有以為法律上刑罰加重減免原因之事實,以經嚴格證明為必要;其加重減免為法院裁量之事項者,則以經自由的證明為已足者”。⒄ 
  從上述觀點來看,在量刑程序中采用何種證明模式,與被證明的對象有關,即量刑事實對被告人或犯罪人是否有利。然而,溯本于“嚴格證明”和“自由證明”這兩種模式,一般認為,其重要區別在于:⒅對于刑事訴訟中作為定罪、量刑基礎的實體法事實,必須采用“嚴格證明”模式;而對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法事實,可以采用“自由證明”模式。由此看來,根據傳統的訴訟證明模式難以得出量刑程序中量刑事實的證明可以適用“自由證明”模式這一結論。“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的范圍界定,實際上是對于作為證明對象的要證事實是適用嚴格證明還是自由證明的劃分”。⒆有研究者認為,界定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的范圍有:其一,不影響實體公正;其二,有利于被告人。⒇量刑程序中,對于量刑事實的證明,應該采用何種證明模式,或者兼采,需要根據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目標來定,需要根據劃分“嚴格證明”和“自由證明”這兩種模式的目的來判斷。 
  (二)影響證明模式的因素 
  如果司法裁判者既能回到過去,知曉具體犯罪行為人的動機、行為方式,又能預見未來,感知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是否會再犯,那么司法證明將成為一項容易的差事,司法將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縱一個壞人,司法的精細化和刑罰的個體化將不再是夢想。然而現實卻是,作為普通之人,司法者沒有穿越時空的特殊本領,對過去發生的犯罪行為,只能通過現有犯罪證據材料去還原;對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也只能通過現有量刑事實去預測。基于事物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變量,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比還原過去更為復雜和困難。盡管存在司法認識的模糊性這一客觀困難,但是基于司法裁判的明確性,裁判者又必須對犯罪人宣告明確的刑罰方式和期限。“司法活動總要以一定的社會價值觀念為基礎,總要服務于一定的社會政策。”(21)在刑罰特殊預防、恢復性司法理念彰顯的當下,影響量刑事實證明模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刑罰目的之實現(22) 
  誠如前文所述,刑罰的目的已經從樸素的報應論轉向預防論,隨后又轉向報應與預防的折中論。在恢復性司法理念興起的今天,刑罰的目的又演變為報應與特殊預防并重。因此,在量刑程序中,量刑事實所運用的最終結果,即具體的量刑結論要符合刑罰的報應與特殊預防并重這一目的。現行刑事法律關于刑罰報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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