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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媒體與司法關系規則的三種模式

時間:2011-06-01 00:50來源:[標簽:出處] 作者:[標簽:作者] 點擊:
摘要: 在處理媒體與司法關系的問題上,西方主要法治國家采用的模式是不相同的。美國采用的是不限制媒體的“司法自我約束模式”;而英國采用的是“司法限制媒體模式”;而大陸法國家則采用了一種近乎“放任自流”的“司法向媒體開放模式”。大陸法國家采用開

摘要: 在處理媒體與司法關系的問題上,西方主要法治國家采用的模式是不相同的。美國采用的是不限制媒體的“司法自我約束模式”;而英國采用的是“司法限制媒體模式”;而大陸法國家則采用了一種近乎“放任自流”的“司法向媒體開放模式”。大陸法國家采用開放模式的原因在于大陸法系國家沒有陪審團,職業法官不擔心媒體的影響;大陸法系的法官根據法典法裁判,并沒有英美國家那樣的“造法”的空間,使其受媒體影響的可能性也較小。而英國與美國形成不同模式的原因在于:在美國,人民大眾有直接監督司法的民主權利;美國有“言論自由不可以預先限制”的傳統。從發展趨勢上來看,媒體與司法關系有以下的特點:言論自由形式平等使司法與媒體關系簡單化、自主媒體出現使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一體化、媒體影響和促成司法裁判體現價值的多元化,這些特點導致我們限制媒體對司法的報道和評論既不合理,也不可能。中國的司法模式類似于大陸法系國家,在司法與媒體的關系規則模式上,應當采納大陸法國家模式。 

 

關鍵詞: 司法自我約束/司法限制媒體/司法向媒體開放/發展趨勢 


  在媒體與司法關系的這一熱門的研究課題上,學者們往往引用不同國家的立法來支持中國應當開放還是限制“媒體對司法的報道和評論”,如賀衛方教授根據美國的實例得出結論:“6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通過若干里程碑式的判例,對于平衡兩種價值發展出了一系列極富啟發意義的學說和原則。”“在一個民主社會中,言論自由(或表達自由)、出版自由是較之名譽權位階更高的權利,司法機關在處理相關案件時,必須對于后者給予更高的重視。”[1]張志銘教授則認為“新聞自由在絕對意義上意味著不受事前審查。但是,盡管在實踐(如美國的實踐)中,事前審查往往被混同于事前約束。”“從法治國家的實踐看,事前限制在范圍上均受到嚴格限定,而且在通常情況下,表達自由包括新聞自由應該受到免于事前限制的保障。至于事后懲罰,如果其含義是指有關表達一旦被裁定觸犯了法律,就會受到事后的刑事或民事處罰,那么就理所當然。”[2] 
  在以上的論述中賀衛方以一個國家的立法得出了言論自由必須“給予更高的重視”的結論,而張志銘教授則以“美國的實踐”為例證得出了“法治國家的實踐”都存在對媒體報道的事前限制和事后懲罰的結論。那么上述結論是否正確、是否適用于所有的國家、中國應當作出怎么樣的選擇呢?這需要我們對域外主要國家的媒體與司法關系的立法進行梳理、還原各國媒體與司法關系規則的真相,并對其產生原因進行分析,這樣才能為中國確立媒體與司法關系的規則提供真正的參考。本文試圖在這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 
  一、媒體與司法關系規則的模式 
  (一)美國:司法自我約束模式 
  公民需要知道實施司法是否公正、迅速處理,他們需要從新聞報道中獲得消息,如果禁止新聞界旁聽審判,那它就不能提供這一對“民治至關重要”的訊息。但是,如何兼顧公平審判的需要呢?如果過度的輿論會影響挑選組成公正的陪審團,那么是否應該把新聞界排除在法庭之外? 
  在美國,法官有相當大的權力,法官向媒體發布緘口令是普通法上早已有之的做法。[3]1966年謝潑德案(Sheppard v. Maxwell, 1966)[4]中,媒體報道司法要求受到限制的做法被強化,此案中最高法院指責地方法院在審判時存在“新聞媒體導致公眾存有偏見的報道方式感到悲痛”,將該案發回地方法院審理,附帶指令中頒布了釋放謝潑德的令狀和命令。該案的判決書確認:“律師和新聞界在信息方面的合作,會影響刑事審判的公正性,不僅應該受到規制,而且應該受到責備和法庭紀律的處罰。”此案的裁決形成為對媒體進行司法報道的事前限制與事后懲罰提供了合憲性基礎。 
  但是,這一做法被時間所改變。10年后,最高法院對法院向媒體發布緘口令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966年謝潑德案之后,為了使法院能“安靜”的行使審判任務,各州法院可以頒布“事先禁止令”(Prior Restraint),不準媒體進人法庭,以及攜帶照相、錄像及錄音設備進人,也可以下令不準媒體報道任何就該案可能造成誤導的消息。這也被稱為“禁口令”(gag order或gagging rule),這一制度,在1976年被聯邦最高法院以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為理由而廢棄。在1976年聯邦最高法院公布了“內布拉斯州新聞協會案”[5]判決。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法庭陳述意見:在所有這些案子中,產生的威脅在于,對言論和出版的事先禁止是對第一修正案的權利的最嚴重和最無法容忍的損害。如果我們說在信息發表以后對其進行刑事或民事制裁是“從負面影響了”言論自由,那么事先禁止發表行為就是“凍結了”言論自由,至少在當時是這樣。該案中,法院推翻一個限制言論自由的命令,該命令是為了確保刑事被告的憲法第六修正案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6] 
  論者甚至認為,被稱為“禁口令”的制度,“在1976年遭到聯邦最高法院以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為理由而廢棄”。[7] 
  在這樣一種沒有事前限制媒體對司法報道和評論的情況下,美國是通過法院自我約束和完備的程序規則來防止媒體影響司法的。 
  在著名的謝潑德訴馬克斯韋爾(Sheppard v. Maxwell, 1966)案[8]中,克拉克法官列出了審判法院為了確保公正應該考慮的九種舉動: 
  (1)通過對時間、地點和行為方式的限制來控制新聞界在法庭上的行為;(2)將證人與新聞界隔離;(3)防止信息從當事人和警方泄露出去;(4)警告記者注意他們的報道的潛在偏向性和準確性;(5)控制,甚至是禁止雙方當事人和他們的律師向新聞界發表庭外言論(未經法庭允許而發表的言論);(6)直到大家的好奇心減弱時才繼續審理案件;(7)將案件移送到新聞界的關注程度比較弱的地區審理;(8)隔離陪審團,阻止他們與新聞界接觸;(9)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敗了,進行一次新的審理。另外,傳統的救濟方式是不直接采用針對新聞界的行動。其中一種方式是警告陪審團成員。進行一個深入的預審程序,以確保在陪審席上坐著的陪審員在審前并未得出被告有罪或者無罪的結論,這也是一種通常的做法。克拉克法官所建議的審判法院應該考慮的幾種方法,有些并沒有實踐意義。[9] 
美国Assignment代写,Economic代写,留学作业代写-RMTNR北美代写  現在,美國法院常用的方法有:1、依辯方動議變更審判地。2、無辯方動議而變更審判地。3、陪審團召集令的變更。4、訴訟延期。5、分別審理(在被告人為多數的審判中)。6、陪審團選任。通過預先甄選辨別出那些受過宣傳影響預備陪審員,并通過回避程序免除那部分人中由于審前宣傳而真正產生了偏見的所有人。7、警告或隔離陪審員。8、免除陪審員。如果陪審員故意違反法庭關于不要閱讀、收聽或收看關于該案的媒體報道的警告,可以其免除陪審員資格。9、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敗了,進行一次新的審理。在美國歷史上,因媒體對陪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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